手机版印花网
微信号：yinhuashijie
集萃印花网 CCEDPW.COM 版权所有
E-mail：YONG_JIA@126.com
Copyright©2003-2020 ccedpw.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粤ICP备09137305号 客户服务
一、前言
弹指一挥问，全球纺织服装（T&c）后配额时代已经迈入第五个年头。正如先前所预计的那样，2005年1月1日T&C配额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纺织品服装协议》（ATe）的全面取消，给全球T&c贸易带来的不仅是游戏规则的改变，更是一场贸易格局的重新洗牌。同时，配额的取消并不意味着“无规则”贸易，各类纷繁复杂的贸易政策将继续长久而浓重地影响着T&C企业在全球的生产、采购、贸易和投资行为，成为决定T&C后配额时代新版图的关键性因素。特别是2005年伊始爆发的中美、中欧纺织品特保争端，以及随后达成的中美、中欧纺织品《谅解备忘录》等事件，不仅让中国T&C企业充分体会到了政策效应所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一定程度上也实质性地改变了全球T&C贸易在后配额时代的走向。
过往5年是后配额时代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阶段。一方面，全球T&C产业在这段时间内基本完成了对配额取消的适应，调整后的企业经营模式在今后一段时问将保持相对稳定;另一方面，配额取消的中长期效应在5年之后也开始逐步体现，新的全球T&C贸易格局版图已经初露端倪。此外，2008年全球爆发了自1930年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波及以“买方”为主导（buyer—driven）的T&C产业链，并与“配额取消”产生复杂的交叉效应。因此，在这样的时点和背景下，对全球T&C贸易制度以及贸易新趋势进行宏观层面的思考和捕捉，无论是汲取历史经验教训还是展望未来，都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二、30年配额制度为后配额时代埋下“地雷"
T&C贸易问题的复杂性和T&C产业本身的特点有很大关系。首先，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T&C就承担了一国实现经济起飞和初步工业化的重任。历史上英国、美国和日本的崛起，东亚“四小龙”、“四小虎”的经济腾飞，以及当今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最早无不依赖于T&C产业的发展和对外贸易。可以说，T&C是为数不多“全球参与”的产业之一。其次，T&C对生产技术条件具有其他产业所不具有的“弹性空间”。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一些发展中国家的T&C产品依然在简陋的作坊内手工完成，而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NIE）却又早已实现了高度机械化和智能化生产。这样的“弹性”的确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落后、资本缺乏的不利条件下提供了逐步实现工业化的机会，然而在充分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下，巨大的竞争实力差距也意味着残酷的优胜劣汰。第三，T&C贸易具有典型的买方市场的特征。全球目前出口T&C产品的国家超过120多个，但80%的出口市场则高度集中在欧盟、美国和日本三家。由于“蛋糕”容量有限，出口国之间的惨烈“零和”竞争难以避免。处于垄断地位的发达国家进口商和零售商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往往又进一步尽可能压低采购价格，从而使许多T&C出口国面临“贫困化增长”的尴尬。另一方面，受到低价进口产品冲击的发达国家T&C产业又不甘退出历史舞台，通过特定的政治制度迫使政府对进NT&C产品实施了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从而造就了长达30余年的配额制度，使T&C贸易长期游离于关贸总协定（GATT）/世贸组织（WTO）多边体制之外。
从短期棉花协议STA）一路到《纺织品服装协议》（ATC），30年配额制度设立的初衷虽然是为了保护发达国家失去竞争力的本国产业，但其实际效应有可能“背道而驰”。首先，配额尽管有效限制了竞争力较强国家的出口，却也为缺乏竞争力的国家人为“保留”了一块“市场蛋糕”，致使大量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加入了T&C出口大军的行列。但后配额时代基于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原则，在没有配额“保护”的情况下，缺乏竞争力的上迷发展中国家自然受到负面冲击，“中国威胁论”便由此产生。其二，为了规避配额限制，同时又能充分利用劳动力等资源，T&C进口商纷纷选择在配额较为宽松、同时又靠近T&C实际产区的国家投资建厂，如毛里求斯等地。这些看似繁荣的投资其实是市场资源配置被扭曲后所形成的结果，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同样无法维持，先前的投资“受惠国”也将面临被遗弃的困境。第三，由于配额是一种对进口产品的数量性限制，因此反而“激励”了主要出口国不断升级产品档次，通过出口高附加值的产品缓和配额的限制效应。但由于高附加值产品本来属于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所在，所以配额制度某种程度上也加速了发达国家T&C产业走向全面衰退期。
总而言之，30年配额制度严重扭曲了资源的市场配置，人为创造了许多不可持续性的市场行为。
三、后配额时代五年全球纺织服装贸易的走势
后配额时代将市场竞争回归至以“无形的手”所主导的环境之下，阵痛式的调整在所难免。后配额时代前后的本质区别是T&C贸易从“有形的手”配置资源转为以自由竞争为主导的市场经济环境。因此，分析把握后配额时代5年来T&C的贸易格局走势，不仅仅是为了简单描述某一时点全球T&C贸易所处的状态，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观察到的现象，深刻理解市场机制和规则变化对T&C产业发展和运行所产生的影响。此外，把握全球T&c贸易的全局和大方向，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T&C产业而言，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一）走势之一：中国体现竞争优势，但不会“垄断”全球T&C贸易
早在2005年配额取消之前，各类国际组织、行业协会、政府部门及学术机构就对后配额时代的全球T&C贸易格局进行过诸多定量和定性的研究。这些研究普遍将中国视为最大的赢家，并对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由此所将遭受的负面“冲击”表示忧虑。毋庸置疑，中国是配额取消的受益者。据WTO最新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纺织品占世界出口份额从2004年的17.2%提高到26.1%，服装产品所占份额则从2004年的24%提高到33.2%。①中国在美欧等主要T&C进口国的市场份额增幅更为明显。例如，依金额汁算，2009午约39.2%的美国进口T&C产品来自于中国，而2004年这一份额仅为17.47%。
然而，仅仅依据总体市场份额的前后变化来衡量中国在后配额时代全球T&C贸易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是片面的。更为全面和有意义的评估，还应该关注增长取得的过程以及产品层面的变化。以美国市场为例，我们可以发现：
首先，中国并未“主宰”全球T&C贸易
如表l所示，中国在美国T&C市场的增长率呈前高后低走势，主要增长由2005--2007年取得，而目前已经进入增长平稳期。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出现2005年53.9%的增长，主要是由于长期受到压抑的出fj量在短期释放所造成的结果，这是从“有形的手”转向“无形的手”所必然引发的调整，否则配额“扭曲”市场资源配置一说就无从谈起。而调整期是一个有限的过程，2008年一2（）l0年中国对美T&C出口与2005--2007年相比，增幅明显放缓，标志着调整期已经基本结束。
第二，中国不是特例，而是典型数据显示，20（）5年T&C“调整期”内出现“异常”激增的还包括印度（27.1%）、柬埔寨（19.76%）、印尼（17，6%）、孟加拉国（18.95%），卢森堡和希腊当年的增幅甚至分别达到了82%和51%，这与上述国家的T&C出口在配额时期所受到的严格制约不无关系。如同“弹簧”的反弹效应，越是在配额时期出口受到压制的出口方，在配额取消后出口的“激增”越是明显，因为配额制度虽然可以扭曲市场交易，但对消除国与国之问产业竞争力的落差却无能为力。
第三，产品层面中国竞争力有强有弱
从表3中可以看出，在全部187个美国T&C产品类别中，2004--2009年中国产品的市场份额平均增长了l2.47个百分点，但产品问的表现差异度却很大。例如中国毛线衫在美国的市场份额猛增了81.3个百分点，而同期丝绸外套、晚装等产品的份额则大幅度下降，让位于印度、越南、印尼、孟加拉国等国家。这预示着后配额时代T&C各诸强的竞争格局或将依据产品划分，每个国家均专注于出口本国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在该产品领域占有相对的市场优势地位。中尽管在出U总量上仍将保持绝对优势，但其他出Lj方依然有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
（二）走势之二：买家整合采购渠道，服装出口取决于纺织品生产能力
专业买手（buyer）作为进口渠道的决策者，在全球T&C产业链和贸易活动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贸易数字的背后反映的是买家在综合考虑产品成本、质量、运输时和供应稳定性等因素之后，对各采购来源的偏好和选择。
在配额尚未取消前，由于主要T&C生产国家（起先为韩斟、香港、台湾等地区，后为中国、印度等地）的T&C出口数量受到限制，欧美市场的买家不得不“另辟蹊径”，从而逐步形成了一些特殊的“供应链”模式。比较有代表性90年代亚洲地区的三角生产（trianglemanufacturing），即欧美进口商或零售商买手首先将订单交予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再利用后者的网络和建立的合作关系，组织在周边不受配额限制且劳动力便宜的发展中国家生产产品，最终将成品返销欧美。北美洲一南美洲和欧洲在该时期则蓬勃发展了外包加工贸易（outwardprocessingtrade）。在该模式中，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向南美洲和东欧发展中国家提供纱线、面料等纺织品，利用当地低廉的劳动力组织服装缝制等劳动密集型环节的生产，并最终将产品返销本国市场。这一模式还得到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美洲自由贸易协定（CAFTA）、加勒比海盆地法案（CBI）、欧盟东扩等政策的鼓励，使这些贸易集团内部的T&C进出口不仅不受配额限制，而且还能享受关税优惠。此外，配额的限制一定程度上还催生了相当规模的对外投资，如韩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T&C企业在出口严重受到配额压制的情况下，纷纷选择在柬埔寨等中小或最不发达国家建厂以期绕过贸易壁垒。④无论是三角贸易、区域集团内的外包加工贸易还是针对一些中小或最不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其表象繁荣背后很大程度上起源于配额制度。因此，当配额制度消除之后，这些模式继续存在的“意义”也就被大大削弱，这对于先前靠“特殊政策”扶持起来的国家，尤其是中小及最不发达国家而言，将不得不面临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竞争冲击，这已被2005年至今的数据所证实：
首先，买家整合采购渠道，培养长期战略合作关系。从宏观层面上看，2009年美国从前五大T&C进口来源采购的产品占T&C进口总额的66.2%，远高于2005年的53.8%;欧盟从前五大进口的份额也从2005年的72.1%上升至2009年的77.7%;而截至2008年底，日本约82.8%的T&C产品来自于中国，这充分表明T&C进口市场的市场集中度在后配额时代得到明显加强。而在企业层面，无论是零售商（retailer）还是品牌营销商（brandedmarketer），也都将整合采购渠道作为降低成本、提高供应链管理效率的有效途径。②表3显示，美欧主要零售商的服装采购已经开始不断向亚洲和欧洲集中和倾斜。随着供货商普遍着手建立、培养长久的战略合作关系，从而实现稳定、便捷和具有灵活性的产品供应，上述趋势将有望得到延续。
其次。“全包采购”逐渐成为行业主流。“三角贸易”和外包加工贸易从采购形式上属于来料BUI（cut，make，trim，CMT），要求采购商向外包生产商提供中间产品（面料、纱线等），外包生产企业所赚取的也只是微薄的加工费。“全包采购”（full—packagesourcing）~q是一种更高端的采购模式，采购商只需提供样品及产品规格信息，由外包生产商自己负责包括原料采购在内的全部生产组织，最终直接交付成品，OEM和ODM均属于该阶段。亚洲和欧洲之所以在后配额时代越来越受到欧美零售商和进口商的亲睐，与其具备提供“全包采购”的能力有很大关系。从CMT转向“全包采购”，不仅是零售商和进口商为了省时省力，也有整个全球T&C供应链转型、升级的因素。例如，品牌生产商（brandedmanufacturers），如美国最大的服装企业之一的vF，已经开始逐步向品牌营销商方向发展，并通过前向一体化（forwardintegration）战略，拓展零售业务。在该转型战略下，其原本使用的CMT模式自然转为“全包采购”。同时，欧美零售商也越来越重视开发自有服装品牌（privatelabe1），并绕过代理商独立采购。由于零售商自身的经营特点，这一块新增的采购业务同样将采用“全包采购”模式。
第三，T&C产业链完整性决定服装出口优势。在CMT模式下，服装出口方无需发展本国纺织业，加工原料均由发达国家（进口方）提供。然而，随着“全包采购”模式的比重不断加大，一国服装出口的竞争优势将越来越倚重于其T&C产业链完整性，尤其是纺织品的本土生产能力。如果没有强大的本土纺织产业作为支撑，在交货时问、产品质量、生产成本方面将不可能满足日益“升级”的订单要求，同时本土纺织产品的质量水平也将直接决定服装产品档次的高低。中国、印度等迈入成熟阶段的T&C大国在后配额时代体现出优势很大程度上也正缘于此。但这一趋势对尚处于T&C产业早期发展阶段的一些中小发展中国家~,fltb常不利，凶为相对于劳动密集型的服装加工，纤维（化纤）生产、纱线面料的生产要求大量的资本投入和一定的技术水平，并非一朝一夕即可培养，而是与整个国家的综合工业化水平平行发展。
（三）走势三：区域性T&C贸易主导地位有所削弱
区域1人J贸易长期以来在T&C全球贸易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美洲（美国一北美/南美）以及欧洲（西欧一东欧）两大经济圈。两大因素主要推动了区域性T&C贸易的发展：其一是区域内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不同阶段，从而为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活动创造了条件。其二是贸易优惠安排的“催化作用”，使区域内T&C各方可以获得一些额外的经济利益。例如，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CAFTA），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如果使用美国生产的纱线、面料缝制服装，成衣出VI至美国时可享受免关税优惠（注：服装通常为关税高峰产品）。
表4显示，截至2008年底，区域性T&C贸易在美洲和欧洲仍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欧洲，约74.8%的纺织品和82.7%的服装贸易均在区域成员之间进行。然而，相~L2000年，区域T&C贸易的主导地位已经有所削弱。特别是在美洲地区，尽管美国与周边国家先后达成了优惠贸易安排，但仍然无法阻挡亚洲国家T&C产品（尤其是中国产品）对美国市场的渗透趋势。为何美洲和欧洲区域性T&C贸易会呈现显著差别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毫无疑问，亚洲国家T&C产品竞争力的提高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因素（事实上，中国服装产品在欧洲的市场份额已经从2000年的9.6%提高到20（）8年的22.0%），其中既有配额取消后的因素，更是亚洲T&c产业不断升级、产业链不断完整的结果。此外，随着中国、印度等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特别是所形成的庞大中产阶层，已经让欧美服装零售企业垂涎欲滴。巩固和发展亚洲供货商的联系，或也是为了今后拓展市场的战略性布局。
四、未来关注点
前瞻未来全球T&C贸易格局的进一步走向，有两方面值得关注。
其一：“中国+1”模式的发展
白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在全球T&C贸易中的份额似乎出现了新一轮增长。例如中国输美T&C产品2009尽管在总量上下降了2.81%，但市场份额却上升了4.14个百分点;中国输欧T&C产品在2009年的市场份额也从2007年的20%上升2009年的24%。由于经济萧条时期消费者普遍对产品的价格更为敏感，因此这一现象表明中国T&C产品在性价比方面的竞争力得到广泛认可。
然而，是否应继续加码从中国的T&C采购最近也成为不少欧美进口商和零售商的热议。持反对意见者有几方面的顾虑：首先是中国各类商务成本近年来的大幅度提高，已经让从事简单服装加工生产的企业感到“不堪重负”，尤其在东南部沿海地区;其次是国内政策氛围的转向，使相对劳动密集型的T&C产业不仅再难以享受到当年的种种优惠，还往往成为政府眼中的“落后典型”，出口退税率也一度下降若干个百分点;其三，主要T&C市场政府对中国产品依然存有戒心，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从2008年末开始对中国T&C产品实施的进口监控制度，2009年特保威胁也一度箭在弦上，这些都被企业视为潜在性的威胁和不确定因素。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l”模式开始兴起，即T&C买家和进口商除了将中国作为主要采购来源外，另外再选择一个国家作为“替补”，这样既可以充分利用从中国采购的好处，又可以避免“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所带来的市场风险。然而，挑选合适的“l”并不容易。以热门侯选越南为例，其与25年前的中国颇为相似：拥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政府对发展出口导向型T&C全力支持、整体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升。然而，越南当前的基础设施、工业酉套水平以及产业完整性方面仍有相当不足，造成综合采购成本远高于中国。此外，中国当前也有意将位于东部的T&CJIfl工业转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这无疑提供了另一个选项。但同样，远高于沿海地区的内陆运输成本，是许多T&C企业不肯内迂的重要原之一。其二：T&C贸易政策对弱势发展中国家的“意外”负面效应
前文已有所提及，全球T&C贸易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带有政治性和社会性的发展问题，而贸易政策是帮助处于竞争弱势地位的国家和地区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工具之一。然而，正如当年的配额制度所产生的“意外效应”，当前一些旨在提高中小发展中国家的T&C贸易政策也出现了矛盾的负面效应，对此应予以关注。
1.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与T&C产品直接相关的是非农产品（NAMA）的关税减让谈判。T&C在各国普遍属于关税高峰产品，税率远高于工业品的平均关税水平，如果T&C未被给予“特殊照顾”，在瑞士公式的非线性削减模式下，税率将被大大降低。尽管表面看来进口税率的降低有利于广大T&C出口国，但另一方面也将直接削弱一些弱势发展中国家产品在发达国家市场所享受的优惠税率，这些免税或低税待遇或许是这些国家当前可以与中国、印度等T&C出口竞争力强国相抗衡的唯一筹码。
2.复杂的原产地规则。无论是NAFTA，CAFTA还是CBI，都没定了复杂而独立的原产地规则。设计这些原产地规则的初衷，表面上是为了确保只有符合条件的欠发达国家才能享受优惠税率，但实质上是为了保证FTA成员方只使用特定发达国家生产的纺织品。但复杂的原产地规则也产生了两个事与愿违的结果：其一是复杂而不统一的“游戏规则”令进口商和买家无所适从，反而纷纷选择放弃;其二是这些原产地规则使发展中国家发展本国的纺织业长期得不到发展，产业升级严重停滞，反而使这些国家在后配额时代陷入更为不利的竞争地位。
3.日趋政治化的普惠制。普惠~l（generalizedsystemofpreferences，GSP）是发达国家单方面给予发展中国家（受惠国）的进口关税优惠制度。由于不要求“互惠”，所以享受GSP的条件和具体产品清单都取决于发达国家。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尽管T&C占许多最不发达国家出口份额的60%～80%，但无论是欧盟还是美国，都未将T&c列入可以享受GSP待遇的产品
目录，其背后的动因耐人寻味。
五、结语
据WTO统计，2008年全球T&C贸易总额达到6120亿美元，在货物贸易中依然占有相当比重，其背后更涉及了数以万汁的就业机会，因此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社会层面，T&C贸易在后配额时代依然是一个具有分量的议题。
纵观2005年至今全球T&C贸易格局的整体变化，可以发现经济和市场力量的影响力正在逐步加强，无沦是“全包采购”、区域贸易势力的衰退以及“中国+l”模式的兴起，都是企业基于市场环境和T&C产业运行规律自主作出的调整。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后配额时代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明显加剧，这是各种生产要素更为自由流动的结果，也为产业的发展和转型注入了新的驱动力。Jt~~b，后配额时代对政策制定者将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尤其是如何理性没计制度，真正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克服配额取消所带来的冲击，通过依靠发展T&C产业带动国民经济发展，这需要大智慧。
最后，对于中国T&C产业而言，后配额时代一方面提供了一个更为宽松、有利的发展环境，但同时对产业转型和升级也提出了迫切的要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前的转型和升级不应局限于技术投入和新产品开发，运行模式的调整和创新同样应得到充分重视。如何进一步提高服务在产品附加值中的比重，满足新形势下买家对T&C采购的新要求，适应零售企业
逐步参与采购的新特点，以及“近水楼台”抓住国内H益发展的零售市场，都是我们企业在规划未来时可以思考的问题。
来源 陆圣
